北京市和河北省交界的海坨山,平北要津,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共平北地委、八路军平北军分区司令部所在地。1938年后,八路军三次派兵挺进这一地区,建立并发展了以海坨山为中心的平北抗日根据地。生活在海陀山区的平北党政军机关领导当地军民,同仇敌忾,众志成城,经历了无数腥风血雨的考验,在粉碎敌人“扫荡”“蚕食”、消灭了大批敌人的同时,还战胜了饥饿、寒冷、疾病等艰难困苦,顽强生存,屡战屡捷,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。
群众承担起干部战士的衣、食、住
以海坨山为中心的平北抗日根据地建立后,由于当地无法筹集到大批布料,干部战士的服装要从其他抗日根据地“输入”,但不久就遭到了敌人的封锁。1940年9月,海陀山区突然气温骤降,干部战士面临着“大雪北风寒,战士衣正单”的严重局面。此时,冀热察挺进军第十四大队大队长刘开锡率队攻克了敌人长安岭据点,缴获了一批土白布,便立即运到海坨山。为了让子弟兵早日穿上冬装,大海坨村村长李万义在院子支起大铁锅,部分群众纷纷从家中灶炕收集了草木灰,从山上采挖了粘染土代替染料,夜以继日地煮制,终于将白布染成了浅灰色;其他群众则到处收集棉花和牛毛、羊毛,不少群众将自己衣服上的双层破棉絮揭下一层送给战士们。有了材料,根据地中心区十几个村的妇女立即组织起来,日夜加班,挑灯赶制,很快为子弟兵赶制出棉衣。其间,海坨山群众又纷纷献出家中的材料,组织工匠赶制一批毡毛头帽子,中心区每位妇女做出12双军鞋。为了减轻群众负担,部队战士在战斗间隙集体纺线织袜子。入冬后,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,部队的冬装得到了解决。
由于敌人的封锁,粮食很难运进海坨山区,山区的群众便把省下的粮食交给部队。在部队宿营时,群众就热情地把战士们接到自己家中共同就餐。有的群众宁可自己吃糠咽菜,也要把仅有的几筐土豆送给八路军指战员。1942至1943年期间,敌人对海坨山抗日根据地连续发起大规模“扫荡”,企图将抗日军民彻底“困死、饿死”。八路军和群众与来犯敌人“转山头、捉迷藏”,巧妙地与敌周旋于密林深山,伺机打击敌人,饿了就摘山果、挖野菜、捋树叶充饥。榛子、橡子、山荆、野莓、欧粒、野葱、小蒜都成了抗日军民口中的美味佳肴。
八路军刚来到海坨山区时,群众都会把子弟兵让进家中宿营,天冷了,不少群众还把热炕腾出,自己睡在地上的秸草里,让八路军指战员非常感动。为了不给群众添麻烦,八路军指战员就在山里搭起马架窝棚居住。为了抗寒,八路军把梯田挖成“炕”:选一处坝阶拆了,往里挖一条沟,沟面上盖上石板抹上一层泥,烧干后支上帐篷。军分区司令员覃国翰、龙延怀联合县县长蔡平干脆住进海坨山上的自然石洞中办公。敌人“扫荡”时,将群众的房子烧毁。粉碎“扫荡”后,八路军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群众盖房子。战士们平时收集锛、凿、锯,和群众一起从山上砍来树,窗户用木条钉,糊上纸,墙有洞用泥堵上,门口挂着自己编的草帘。敌人白天烧了房,经过军民的努力,到晚上就又能住人了。
军民共建修械所与炸弹厂
八路军刚刚进入海坨山时,携带着一定的武器弹药。战斗中,八路军虽然能从敌人手里缴获一些武器弹药,但远远不能满足战斗的需要。由于敌人的封锁,从其他根据地获得补给也越来越困难。为此,军分区从群众中动员了一批能工巧匠,又想方设法“凑了点儿简单的设备”,再通过地下关系“从敌人据点买了点儿锃水之类急需物品”,然后在石头堡子山中建立了修械所,对枪支进行修理。为了制造出杀伤性更大的武器,修械所的工匠就因地制宜,动员各村乡亲们献铁烧炭,然后在老庙地、杨树河一带山中,建起一座小型炸弹厂,再按照“土洋结合”专门铸造地雷、手榴弹。没火药就发动当地群众熬制,碾轧、配制。为了省铁,工匠们还将石头錾凿,制成石雷。就这样,炸弹厂白手起家,制出了一批批地雷手榴弹运往前线,杀伤了大量敌人。
无微不至地照料子弟兵伤病员
1940年夏,平北抗日根据地刚刚开辟,八路军部队没有医院、卫生所,伤病员全都寄养在群众家中,生活、治疗也都由群众帮助解决。最典型的代表,要数龙赤联合县五区的拥军模范赵顺。他腾出自己的房子,为部队开设了临时诊所,日夜照料伤病员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,赵顺一有时间就领上女儿、儿媳上山采草药。大批伤病员经过他的精心照顾,痊愈后重新走上前线。
随着形势的发展,海坨山区的机关干部、部队战士日益增加,反“扫荡”斗争中伤员也逐渐增多。1941年,军分区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在黑龙潭建起了后方医院,并聘请一批有医学知识的群众进入医院帮助医务工作者照看伤病员。后方医院的很多药品还是在医院帮忙的群众通过关系、熟人从北平等大城市秘密购买并运回根据地的。每当敌人“扫荡”,群众便会在医生的指示下搀扶或者抬着伤病员转移到深山密林深处。
《挺进报》:在根据地群众中产生了广泛、深远的影响
为了宣传党的方针、政策,沟通各方面信息,鼓舞军民抗日热情,加强根据地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宣传建设,1941年初,平北军分区政治部决定创办军分区机关报——《铁军报》。
办报没有专业人员,经组织决定,由敌工科长徐辉、锄奸科长朱静轩及干事王济、郭振普兼职。没有设备,报社的同志便利用战斗在敌伪军中的内线关系,买齐了油印机、油墨、蜡纸、白纸等办报用品。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,报社又通过群众,采用“蚂蚁搬家”的办法,将各种物品和设备拆分,然后一点一点秘密运回海坨山。没有安静、隐蔽的场所,办报人员便请教群众,最终在群众的指引下,在纪宁堡的大山深处找到一处破旧简陋的庙宇(实际上是只有一个道士居住的土房)。报社编辑、记者和道士一起居住,没有桌子,写稿时就在纸张下垫一块木板,放在双膝上当桌子;刻版时就趴在土炕上;印刷时,没有架子,就搭几块山石。周边群众有时也会过来帮忙。经过一番努力,《铁军报》终于如期得以出版,被交通员和群众分送根据地各地。
1941年底,由于敌人加紧封锁,导致原材料供应不足,《铁军报》因此停刊。1942年2月和5月,诞生在平西抗日根据地的《挺进报》,奉上级指示,集合报社的全部人马——社长、编辑、采购、发行共20多人,携带全部家当:一部收报机、一架油印机、两块钢板及个人的办公用品,分两批从平西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,千辛万苦来到中共平北地委所在地——海坨山的西坡。
《挺进报》报纸除了刊登新华社的新闻稿外,主要是刊登平北根据地的新闻和评论文章,其内容都紧密地结合着当时各方面的斗争,与根据地干部、战士和群众密切相关。
《挺进报》除派记者随军战斗和采访外,还在根据地干部、小学教师、部队指战员以及工农群众中组织起通讯网。由于有了群众性的通讯员队伍,地方新闻稿件源源不断地投到报社。工农通讯员的热情很高,反映的问题也很重要,但受限于文化水平,写的稿子不容易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。有些农民和村干部自己写不了稿子,就把看到的事情讲给小学教员听,请他们代笔,写好后寄给报社。每当遇到这种情况,报社文书就耐心帮助重新改写;报纸出版后,报社会尽快把刊登作者稿件的报纸寄给作者。这些举措,不仅使《挺进报》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、深远的影响,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群众学习抗战文化、参与抗战文化建设的热情。
《挺进报》迁到平北之后,由于环境残酷,在一个时期内,只能用油印出版,但还是基本上坚持了三日一刊。报纸出版后,除分区、县、区三级党政群机关和部队外,还送到北平郊区及张家口、承德附近(包括昌平、顺义、怀柔、密云、丰宁、滦平、延庆、怀来、宣化、龙关、赤城、崇礼、沽源、宝昌等县的广大农村)。每份报纸都是辗转传阅,海坨山区出发的部队和地方干部常把几份报纸带在身边,宿营时就拿出来,给群众宣读、传阅,让群众尽快了解到胜利的消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