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恩铭在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,满怀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和坚定的理想信念,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征程中,以对党的赤胆忠心和坚韧不拔的革命斗志,领导山东人民,为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“千万别和这贪官共事”
邓恩铭自1917年随二叔黄泽沛到济南读书,至1931年英勇就义,十几年间再没回过家乡。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,在腥风血雨的险恶环境中,他始终记挂着家乡的亲人。
为了不让父母牵挂,不给家里增添困难,他选择了坚强,苦辣酸甜一肩扛。他给父亲去信说:
“植树节快到了,朱大人后头我们家的祖坟边,一定要多栽柏枝树,中间杂一两株樟树,景致更加好看,千万不用(要)再误了。北门城外同西龙坛也应该栽一点来点缀点缀。今年三菊、小印的书籍,等男回济南一定寄来。春天气候不一,总乞千万珍重玉体为要。”
其牵挂父亲、弟弟、妹妹之情跃然纸上。面对几千年升官发财、光宗耀祖的世俗,邓恩铭以在青岛做官的堂叔为例提醒父亲,情真意切:
“无论做官为宦,总要处处体贴百姓,不用(要)助人为恶,剥夺人民。二叔做官数年,一清到底,到那(哪)里,那里的百姓没有不爱戴的,所以名誉很好!因此,父亲千万要像二叔一样才好,不用(要)使人家背地恶骂。接陆老康来信,说蒋县长如何不好,被人控告,有私逃消息。如果属实,千万别和这贪官共事,至要,至要!”
“所志既如此,亦无可如何”
邓恩铭是家中长子,父母希望他能够尽早成婚,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,没想到邓恩铭选择的却是一条充满危险、随时可能牺牲的道路。
整天为儿子提心吊胆的父母,为了让邓恩铭尽快回家,给他寄去了一封家书。在信中,父母以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为由,要求他尽快回贵州老家完婚。
他在给父亲的回信中说:“儿生性与人不同,最憎恶的是名与利,故有负双亲之期望,但所志既如此,亦无可如何。”邓恩铭视名利如粪土,而“所志”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。在家人的多次劝说下,邓恩铭初心不改,仍然继续其革命事业。他的叔父发现他参加革命活动,既惊又怕,极力阻挠,要他安分守己,求取功名,并且中止了对他的经济援助。可这一切都丝毫没能动摇邓恩铭继续革命的坚定决心。
他在信中说自己因党的“职务缠身”不能回家完婚,明确表示:“再婚姻事已早将不能回去完婚之意直达王家,儿主张既定,决不更改,故同意与否,儿概不问,各行其是可也。”道出了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定信念,显示了他在革命的道路上舍小家顾大家、义无反顾的崇高革命精神。
1924年,负责青岛党的组织工作的邓恩铭,积极策划了四方机车厂和纱厂的工人运动。5月8日,他给父亲写信:“不写信又三个月了,知双亲一定挂念,但儿又何尝不惦念双亲呢。儿一向很好,想双亲及祖母……均安康如常?”在另一封信中,他嘱咐:“母亲身体总要好好保养,多吃点有养料的东西,鸡蛋、牛乳、牛肉,千万不可乱吃药,吃错了就坏事,务必注意!”他在另一封信中更道出了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家庭的关心。信中写道:“三叔近来闹家务不闹了?陈姐夫现在怎么样,大姐又怎样?小弟妹们读书有进步没有?以上的事情男挂念得很。父亲有暇,详详细细地写给男知道,免得男天天想哩!”信中流露出他对家人浓浓的思念和深深的牵挂。
“我没有分文汇回去”“不惜惟我身先死”
1925年8月,邓恩铭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,领导全省的职工运动、农民运动和统一战线等各项工作。9月,他接到六弟来信,因家乡遭灾,米价飞涨,希望他寄钱回家,帮助度过灾荒。
他在复信中写道:“我从济南回到青州,就知道家乡米贵。但是我没有分文汇回去,使老少少受点穷苦,实在是罪过!但是,弟弟们,你们要原谅我,因为我赋性刚直,脾气不好,在这样的时代,实无我插身的地,兼之我又不会巴结,所以在外漂泊两年,只能谋个人的温饱,无力顾家。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事情,不是我目无家庭也。现在我一面请求二叔汇点钱去,我自家也设法筹措点,九日以前总有钱汇回去,至于多少不能决定。”
此时,邓恩铭掌管着党的许多办公经费,若有一点私心,是能够拿出一点钱来接济家里的。可他宁愿亏欠家里,也不愿影响革命,展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大公无私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风范。
1929年1月19日,因叛徒告密,山东省委机关遭破坏,邓恩铭在济南第二次被捕。国民党山东当局对他恨之入骨。面对敌人的酷刑,邓恩铭依旧坚贞不屈。
1931年3月,自知余日不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下最后一封家书,以一首诗抒发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视死如归的革命意志。诗曰:“卅一年华转瞬间,壮志未酬奈何天。不惜惟我身先死,后继频频慰九泉。”
信中不是悲悲切切的惜别之辞,不是对前途渺茫的感伤哀叹,而是凛然的民族大义和责任担当。